第2节反省之可疑（1 / 2）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