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1 / 2）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

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

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