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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小一把甩开:“有病啊,道歉就因为说了实话?那我天天都得道歉了。”
“但没经过咱们允许就是犯法,宪法里……哦不,人权法里应该有相关条例。”王蒙奇看上去很激动,浓密英朗的眉毛拧成一团,“这些记者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缺乏职业操守!”
左小小却平静地说了句:“算了。”
“为什么?”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天空就好像左小小的心脏,破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不想跟那种人计较。”
或许是感应到左小小内心微弱的声音,王蒙奇默默地站在原地。
“你经历过那样的中午吗?”左小小忽然提到一个古怪的话题,“学校灰色的土墙下,排了一溜拿着饭盒流着鼻涕的山里娃,他们在等着分发午饭。每个人每个月上交十五斤大米,由管饭的阿姨煮好,中午的时候往饭盒里舀上一大勺,这样能保证米饭是热腾腾的。菜就不管了,你爱带咸萝卜干也罢,腊肉也罢,几根蔫蔫的菜叶子也罢,丰俭由人呗。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告诉我这样叫做‘可怜’,直到那几个拍照片的人来了。”他习惯性地歪了一下嘴,“他们拍下我们排队等饭的画面,用圆圆的镜头对准我那张忘记擦干净的脸,还有被田坎小路弄脏的裤脚。我想我表现得实在是太完美了,后来就成了一个广告,请城里人为山里娃捐饭钱。村长好像很喜欢那个广告,因为上面也有他的侄子黄弟仔。但我和黄弟仔不喜欢那个被调得阴森森的冷调画面,不喜欢上面无神而麻木的幼小躯体,不喜欢流着鼻涕的我们自己。好难看、好奇怪哩,黄弟仔告诉我。然后,我们的饭盒从来没有改善过。”
“自那时候起我就特烦拍照。不过乡下嘛,也没什么机会,这就形成了习惯。下一次拍的时候,已经是去年年底了。那时候,我跟着老爸来深圳已有三年,一直住在这条村里。想起刚来时才没办法习惯呢,虽说叫‘村子’,可除了一栋一栋挨得可以亲嘴的出租屋,哪有农田万亩,哪有青黄翠绿?听人说这里要拆,我也一度思考过,拆了我和老爸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原本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我也不想去考虑,但偏偏那个拍照的家伙把我跟这个问题扯上了关系。要早知道他会在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一定会走慢点,或者跑快点,这样就能逃过他的镜头。但事实却是我纵身一跳,从此我的身影就定格在那本《深圳城中村变迁录》的画册里了。那一页用疑问句写道:当爆炸声响起,无数并不具备社会竞争力的底层青少年,该何去何从呢?城市要把他们驱赶到哪一个郊区?主流要把他们放逐向哪一个边疆?”末了,左小小啐一口,“呸,真有文采,跟写诗似的。”
王蒙奇安静地聆听着,没有打岔,心里有些难过。他其实理解,无论什么样的弱势群体都从来不愿意被打上标签,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境况,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在接受任何资助,更不希望因此获得他人的同情或者鄙夷,这在未成年心中更是明显。然而社会常常有意无意的要求受助者要活得像个穷人,应当清苦,应当低调,应当听从安排,不能有与穷人不符的爱好和生活方式,总之越悲惨凄凉越正常,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幸的开端。
两人缄默着相视了不知多久,王蒙奇轻声问:“你喜欢童话吗?”
“什么?”
“把盒饭和网吧都扔到十万八千里去,我来帮你彻底改变命运,上演一出丑小鸭的逆袭,愿意吗?”
“你发烧了吧,那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会发生的,通过读书。”王蒙奇在最后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这回轮到左小小不语了。
脑子里飞快盘旋着退学时班主任说的话,还是退了吧,学一门手艺可能更加适合你。爸爸也附和道,老师都这么说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跟老子回去。
他苦笑:“谁看童话呀,又不是小孩子。”
可王蒙奇会轻易放弃吗,他说:“我明白你对学校和念书的看法,这不是你的问题。通常来讲,低端学校的教育手段也很低劣,他们就连自己都活得不明不白又怎么指引别人呢?我可以帮你申请我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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