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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顾跟在她身后三步的地方，接着她的话音小声自语：“就是就是，加上才名符其实嘛。”

☆、返璞归真

事实证明，师烨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警察和别的职业没什么区别，队伍中虽说良莠不齐，可毕竟出身群众，孬得有限，人家当真是为案子来的，师烨裳便只得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弄个年度好市民奖状回家光耀门楣。

警察见到会馆负责人，立刻阐明来意，原来，在师烨裳的授意下被群策群力暴力摧毁的乞丐团伙乃是一个有组织有案底的骗乞班子，他们的乞讨主力就是一些三到六岁的孩子，其中有拐来的，有捡来的，更多是借来的，可就是没有自己的。

早些时候农村的娃娃不值钱，他们随便就能跟乡邻“借”来孩子到城里骗乞几年，等孩子大了，不适合行乞了再给乡邻送回去，他们管这叫“代养”，可其实施行的是租赁制度。每租一年，他们就给孩子的家里送些钱。八零到零零整整二十年间，在部分贫困地区，许多人家就是靠租赁孩子买了摩托盖了瓦房。孩子俨然成为一种敛财工具，只要市场有需求，乡民就卯着劲儿生。一个孩子养三年就成，因为用米汤养到三岁，孩子就能赚钱了——三岁到六岁的娃娃还干不了家务和农活，但由于面容稚嫩，十分适合行乞，所以广大市民在大街上看见的多数是这个年龄段的小乞丐。在六岁之后，孩子虽然不再适合行乞，却已经可以参与家庭生产了，几个娃娃合力就能顶一头牛用，于是城里人严厉禁止童工的行为在乡里人眼中就是个矫情：生个娃儿不干活，那还生来干嘛？给自己请几个祖宗供着么？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农村的生活状况，要学新闻里说“翻天覆地”自然有些吹牛，可说“日新月异”倒还是挺靠谱的。乡民脱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轨道之后，逐渐对生孩子一事丧失了兴趣。家里就算有几个拖鼻涕的孩子，也大多宝贝得与城里人不相上下，即便某些区域还有个别穷得登峰造极的样板户肯于租赁孩子，然资源毕竟是紧缺了。骗乞团伙苦无后来人，又不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往大街上带，便只好朝福利院之类的孤儿集散地下功夫。

市刑侦支队其实早已盯上这伙骗乞骗养的人渣，但他们怀疑这伙人渣可能还从事着更为人渣的活动，譬如拐卖妇女儿童，贩卖人体器官，于是长久按兵不动，直到今天，师烨裳偶然发作的良心坏了他们的计划，逼得他们必须上门来讨要一份关键“证据”，也就是眼前这个吃饱喝足，正坐在咪宝怀里边打饱嗝边打瞌睡的小朋友。

咪宝守法时堪称标兵，犯法时也是个模范，领导一群二流子干革命的斗争经验使她学会了怎样与警察讨价还价，她相信只要理由恰当且不给警察添麻烦，警察便不会跟她讲原则，例如，“一个小女娃，你们这些老爷们儿带回去也不方便照顾，不如让她在这边先住一夜，你们留人监视。反正这里按月发饷，我们又快又好地奔着小康，只要还有口饭吃就不会抓她去卖的。”

警察对这事儿也是发愁，他们都熬到这会儿了，巴不得早点儿收队回家，若是真把“证据”领回局里“保管”，那决少不了一番折腾。据片警消息，这间私人会所虽然豢养着许多打手，但门面里还算太平，片警还特意嘱咐说局里不主张过多地插手这片区域的生意，因为能在这里圈地开张的，大抵有些背景，倘若放着胆子随便乱查，搞不好就踩了哪只老虎的尾巴。领头的刑侦队长走到门外向上级汇报工作。林森柏和汪顾却越过他跑去给小浣熊买衣服了。

不一会儿汇报的结果出来，果然换了片警来跟师烨裳交涉，“在这里签个字，今晚我们留俩女警看守证据，明天上午八点局里派车过来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