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2 / 2）

“现在大家都是满口仁义，难道人民的道德就很好吗？”

“讲仁义都这样了，如果不讲不是更遭吗？”

“不见得，首先从儒家这方面说，儒家理想的仁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用它来约束百姓会有反效果，就是产生假仁假义。兵家言利，‘智’字为先，在这里并不是不讲仁义，但是仁义要服从智，智则为利服务，也就是说仁义不是绝对的，有好仁，也有坏仁，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好仁，我们就应当大力宣传，不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坏仁，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这种仁义对讲仁义的人有好处，推行起来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现在整个国家物欲横流，如果在大张旗鼓的言利，会不会更糜烂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的确太厉害了，社会上许多问题也的确是与此有关，但我不认为这是功利主义的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仁义道德定得过高使人无法真正的遵守，所以干脆都不遵守，即好像犯过法的人很容易再次犯罪，一个人如果必须经常违反某些道德，那么其他的在他看来也就不会那么神圣了，所以我们的仁义道德的标准不必强行定得那么高，毕竟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唉，顺嘴就说出去了），不如先制定一些有好处的道德标准来实行。另外拜金主义产生这么大危害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大清人目光短浅，兵家言利，这个利并不是光指现钱，这里长利、短利利、虚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张的是把这所有的利都列入计算，我觉得这样反而可以把现在的社会风气扭转过来。商人言利，士人言义，可是你看现在商人虽然逐利但是对信用等道德标准还是很看重的，可是士人又如何呢？”

看到陆归延陷入沉思，李富贵又接着说道：“举个例子说吧，你说说寡妇守节有什么好处？算来算去没有一方最后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实惠，虽然我们这里有虚利一说，但是虚利最终是会转化为实利的，这就是无利之义，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不对。而我们知道朋友有通财之义，这就是个好义，为什么呢？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保障，每个人都不至于摔一跤就一辈子爬不起来，于己于公都有好处，第二呢，使得民间更容易筹措资金，你也在生意场上混过，应该知道这样社会投资就会更旺盛，这样的义我们就要提倡，不过仍然要受制于智，怎么说呢？救急不救穷你知道吧。”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里我需要做个解释，利益是兵家的终极目标，而智则是终极手段，所以在排除象运气这样的不可测算的因素后，在兵家看来任何导致最终利益受损的行为都是不智，也就是说没有被聪明误这一说，他吃了亏就是因为他还不够智慧，对利益的计算不全面，眼光不够长远。”

陆归延猛地把头抬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义解释清楚，我就信服你，说说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释他有点困难，岳飞怎么样？不行？不能讨价还价？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声明啊，那段历史我不是特别的熟，再说兵家的理论又是刚刚才想出来，所以难免会有些错漏，首先，在文天祥那个时候，南宋已事不可为，这一点必须承认，兵家作分析的时候客观是极重要的一条标准，那么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国被蒙古人占领之后，我们汉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人分四等所以还要一直损失下去，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真心屈服了我们就还有机会把这些利益夺回来，而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恰恰激励了这种精神，最后实现了我们民族的大利，兵家言利只有大小之分没有高低之别，也就是说公利不一定就高过私利，像这种为了其他人的大利放弃个人的小利的人我称其为高尚，为了其他人的小利而放弃自己的大利的人我称其为愚蠢。”

“能举个愚蠢的例子吗？”

“太多了，就还是从忠义上说吧，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难道他们不忠义吗，好像你们儒家对他们两个的评价也不是太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