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 / 2)
[内容提要]“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阴历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来到了北京。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高高的天空。北京的烤鸭有多香,北京的商场有多忙。满街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这段凉爽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同钟表上紧的发条,昼夜不停地旋转。书桌上摆满了一大堆我已经撰写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随笔。也许感觉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种久违的胜利与自豪里。当然,这有点阿q精神,自慰。
然而,按照?p洛伊德的意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园,这花园里惟一一间闪亮着光的木房子,它细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广袤的黑暗。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至今还一事无成。我写那几篇文章又算什么?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黑洞洞的?p洛伊德说得多好啊!
好几天都不见我去公司了,杨小小很纳闷也很惦念。她拨打了钟离东的电话。
“李湘辉呢?”
钟离东开了个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吗”杨小小一颤,差点没握住话筒,眼泪差点滴了出来。
钟离东感受到了她的震动,笑了“逗你的。他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不成,还说当自由撰稿人,搞几天写作。这不,这几天听他说写了10篇随笔。今天准备到一家小报去应聘晚上,你过来吧。”杨小小既不安又兴奋,眼泪又掉了出来。
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干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内向的性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乱麻,乱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的确要去一象报社应聘了。当时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北京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塞得水泄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满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干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血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干釆编人员”一项很感兴趣,虽然启事中强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高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北京的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交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阳区来应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高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学历的人实在冭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证件,拿出你的证件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流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新华社那高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学生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欲大哭一场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粗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纪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澳,难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
“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又逼她去做‘鸡’,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
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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