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辩论(1 / 2)
大宋是一个学术鼎盛的时代,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就有周敦颐的理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等等学派。同时期前后,还有李觏、邵雍、张载等一系列的知名学者。
而在南渡之后,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发展,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亦产生了吕祖谦、张栻、朱熹、陈亮、陆九渊、陆九龄、陈博良等一批知名的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并承古人,有的集前人于大成,有的另避新境,各持所说,而且纷纷开馆授徒,传描自巳的学术思想。一时之间学术隆盛,颇有几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势头。
不过由于各家学说都各自坚持己见,而且其中如朱熹、二陆、陈亮等人,都是个性自负的人,对别人的观点都不能接纳,因此各家学说之间的交流并不多。诸家之中,只有吕祖谦为人谦和,而且有容纳百川之量,也和各家学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正是在他的引见拉陇之下,朱熹、二陆、陈亮等人之间才有了一些交流和沟通,如朱熹与二陆的鹅湖之会,陈亮和朱熹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一番有关于王霸利义之辩。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传播交流各人的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还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只是一来各人都各居其地,见一面也不容易,而且也轻易不愿自坠身份,与拜访其他人,因此这种交流也并不多。
而钟山书院的设立,正好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将天下的知名学者都汇集到建康来教学,共聚一堂,可以随时交流勾通,而且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也不存在谁拜访谁的问题。对朝廷来说,这也是宏扬文治,彰显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
因此这个设想一出,立刻得到了吕祖谦和张栻、陈亮等人的响应,他们为此为多方奔走,在他们的积集劝说下,再加上汇集都城的便利条件,朱熹、二陆、陈博良、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当代知名的学者也都纷纷响应朝廷的号招,入住钟山书院,教学授徒,传播各自的思想。
而各地的年轻学子也都纷纷赶到建康,投到钟山书院中学习。尤其以吕祖谦、张栻、朱熹、二陆、陈亮这六人的学徒最众,而且张栻、朱熹、陈亮三人都有官职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讲课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开堂主讲。
经过了四年多的建设发展之后,钟厶书院以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容纳三四千名弟子同时入住,还有六十多间用于普通教学教室,八间大型讲演教室和三间大型礼堂。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朝廷每年都会拔出一笔钱来,支付书院的开支费用。并公推吕祖谦和张栻主持书院的政务,朱熹、二陆、陈亮监督协助。
不过天下学者聚集一堂,在开馆授徒之余,互相之间自然免不了争论,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好在吕祖谦和张栻都是老诚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时定期在大礼堂中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允许学生傍听,又定好了规矩,所有辩论都只限于学术之中,不许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辩论完毕之后会,也不能记仇,把情绪带入平时的授课中。
正是甴于吕祖谦和张栻的努力,参与辩论的众人也都基本能够尊守这些规矩,因此这种辩论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方向发展。影响力自然也越来越大。每次辩论,不仅是书院的学生傍听,就连不是书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来观摩。能够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不伏坐无虚席,就连房外的回廓也被占满了。并且连皇帝赵忱也对这种辩论颇感兴趣,在叛乱发生之前,就以经御驾亲身到书院中听过三回。
见皇帝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效仿,而且大臣们几乎都与一些学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韩彦直的四弟韩彦古本身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也在钟山书院的教学,而陈俊卿的孙子就拜在朱熹门下,因此到了后来每逢辩论的时候,除了学生和文士之外,都会有不少大臣傍听。也以经形成一种风尚。
赵忱见状又下旨,无论是自己还是官员,傍听辩论时一率不许插言,辩论之后,也不许发表对辩论内容的评论,和普通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以免学者有所顾忌,影响他们在辩论中的发挥。不辻对每次辩论都让人做好笔录,然后结集发行。而这些辩论集一经发行之后,往往都会立刻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不少都会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这些情况张鹄也知道一些,因为有相当一部份的辩论集在金国都有销售,尽管要比宋朝这也至少晚了两个月,但也同样十分抢手。张鹄也算是读书人,对这些辩论集自然十分感兴趣,凡是在金国发行的,他几乎全都购买,并且都认真拜读过。其中也不乏见识卓著,议论独到的言论。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与二陆,朱熹与陈亮这三方之间发生的辩论更多,大约要占到全部辩论的七成以上。
陆九龄和陆九渊虽是两人,但他们本是兄弟,而且主张相同,因此辩论时也是兄弟齐上,只算一派。
兄长陆九龄为人谦虚,性格平和,颇有吕、张两人的大度之风,而为弟后陆九渊却是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观点。在十六、七岁时,知悉靖康年间大宋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遂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反而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而且性格自负,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到极端之处。因此兄弟两人虽然一般被别人视为一体,但在辩论时基本都是陆九渊为主,陆九龄只是作些补充,并对其弟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加以制止。
他们兄弟和朱熹的学术分歧在于“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张侧重于“道问学”,应该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群书来认识“天理”,陆氏兄弟以之为“支离”;而陆九渊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而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熹则以之为“大简”、“近禅”。因此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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