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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霁月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也不在少数，只是碍于绝大多数同学气性，他们不好表达自己的“中间路线”。她这会儿买完了东西，坐在黄包车上往回走。有人在隔着几条街的远处□□示威，路过一面墙，看见用各种标语—比如“勿买日货”“为国抗日”这样的—所拼成的“反日”两个大字。十分硕大，白纸黑字的醒目非常。她似乎生来便对这些太过醒目的有所抵触，低调做人一以贯之，从来不肯太过抛头露面。即便作过风靡一时的王朱丽叶，也不肯再当下一个什么王奥菲利亚之类—即便如此，依旧是招人非议。可见人类关于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的恶劣本性是多难克服。

这些日子来，天天听姜希婕说着外交场合的那些事情，她了解事情的角度就发生了改变。然而更多的变化却似乎发生在身边人身上。姜希婕愤慨于王正廷的无端被打，碍于情势又不能出为倒霉的王部长辩解什么，而她自己又厌恶政府非要在外交舞台上和日本人周旋的作法，在她心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人不能总是这么躲藏退让，王霁月就是躲惯了，原先多少坏话都说出来了。要不是她那天凶神恶煞的恐吓八婆，那还不得翻了天了！

爷爷总跟她说，政治上勾心斗角总是难免，可恶在于，关键时刻依然勾心斗角。她说陈汤当年敢于矫诏发兵西域，如今他张学良倒是游移不定躲躲藏藏，被苏联打怕了吗？男子汉大丈夫，自家后院都不要了！强盗打上门来，还要一边往后院躲一边跟强盗打个商量吗！本来她觉得爷爷会和她站一边，哪知道爷爷却说，“他打了也许就不能保住今时今日的地位了。人呐，是英雄还是孬种就区别于，关键时刻是选择顾全自身还是杀身成仁。”

听起来很像辩解，但语气又挺无奈的。姜希婕的注意力遂被爷爷的长吁短叹吸引过去了—外交场合传来的，可是一句好消息没有。蒋主席说，要克制忍耐，“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说的好像有公理一样。爷爷说到国联去据理力争，不是不可以。巴黎和会虽然争下来一个胶州湾，可是只是一个胶州湾罢了。越这么说姜希婕越觉得气愤，在学校里，她却莫名的被同学排斥—虽然被排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排斥她的理由，以她的观察揣测来看，无非恨屋及乌，你家里既是南京的要员，那我们憎恨南京，必须是要找个实在的对象去恨的。

她连一起去慷慨激昂一下的“资格”都没有。王霁月屡次劝她不必在意这样的、连她路过一下都要收白眼的无端歧视—横竖你本就不打算去的不是？但是姜希婕就是很在意。前日里打了真正为国为民在据理力争的人，倒去指望些没用的匪盗和自私自利的军阀，还粘带着恨一下自己这样毫无关联的人，什么时候又流行起这样以出身论善恶的戏码了？甚至还有人恶言恶语的说，天天指责东北军，你的哥哥还隶属中央军呢，怎么不带兵北上啊？就在江西剿匪，剿匪，别人都打到门口了，还在窝里斗。

与我何干啊？怎么又与你无关呢？

周末她带着烦闷情绪，正常回家吃饭。本来和王霁月在一起时，她不愿把这些烦躁想法表露出来，她想给王霁月的只是快乐，即便王霁月能看出来她的情绪。但是回到家，在一周没几次的共同吃饭的饭桌上，她就想把这些铜豌豆全部倒给爷爷。爷爷听完，倒没有安慰她什么，反倒是说：“希婕啊。。。你知道爷爷我，从来不干涉儿子孙子们干什么，是因为我相信总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好的，一代比一代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只是从爷爷我与这个世界搏斗的年月，见惯了官场污浊、你争我夺，说实在的，谁的手也不干净。结果进了所谓民国，见了所谓的新政府，也没有改变多少。当官的依旧恋栈权位，为了一点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固然是有了这些权力他们才能做曾经他们想做的事，可是有了之后，难保就能真的做那些事。天下乱，则盗匪与豪杰并起。有时候盗匪与豪杰并没有什么差别。手段，目的，品行，可能都没有实质的差别，只是后人文过饰非罢了。所以我希望到你们这一代人开始与世界搏斗的时候，你们可以改变这个世道。因为世道浑浊就像一个脏木桶，苹果放在里面难免是要烂的。现在这个木桶，只能说比爷爷之前呆的木桶相对牢靠一点，但一样是很脏的。希望到你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可以箍紧的干净的桶了。当然，洗刷这个桶加固这个桶，还要靠你们。所以啊，以后你想去洋行，那就去。想做实业，那就做。没有哪一个特定的行业能凭借一己之力兴邦，谁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桌上的孙女和孙媳妇听的无比认真，老头子喝一口白兰地，接着说道：“最近爷爷我虽然觉得。。。也很义愤填膺，也很伤心愤慨。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