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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王霁月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也不在少数,只是碍于绝大多数同学气性,他们不好表达自己的“中间路线”。她这会儿买完了东西,坐在黄包车上往回走。有人在隔着几条街的远处□□示威,路过一面墙,看见用各种标语—比如“勿买日货”“为国抗日”这样的—所拼成的“反日”两个大字。十分硕大,白纸黑字的醒目非常。她似乎生来便对这些太过醒目的有所抵触,低调做人一以贯之,从来不肯太过抛头露面。即便作过风靡一时的王朱丽叶,也不肯再当下一个什么王奥菲利亚之类—即便如此,依旧是招人非议。可见人类关于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的恶劣本性是多难克服。
这些日子来,天天听姜希婕说着外交场合的那些事情,她了解事情的角度就发生了改变。然而更多的变化却似乎发生在身边人身上。姜希婕愤慨于王正廷的无端被打,碍于情势又不能出为倒霉的王部长辩解什么,而她自己又厌恶政府非要在外交舞台上和日本人周旋的作法,在她心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人不能总是这么躲藏退让,王霁月就是躲惯了,原先多少坏话都说出来了。要不是她那天凶神恶煞的恐吓八婆,那还不得翻了天了!
爷爷总跟她说,政治上勾心斗角总是难免,可恶在于,关键时刻依然勾心斗角。她说陈汤当年敢于矫诏发兵西域,如今他张学良倒是游移不定躲躲藏藏,被苏联打怕了吗?男子汉大丈夫,自家后院都不要了!强盗打上门来,还要一边往后院躲一边跟强盗打个商量吗!本来她觉得爷爷会和她站一边,哪知道爷爷却说,“他打了也许就不能保住今时今日的地位了。人呐,是英雄还是孬种就区别于,关键时刻是选择顾全自身还是杀身成仁。”
听起来很像辩解,但语气又挺无奈的。姜希婕的注意力遂被爷爷的长吁短叹吸引过去了—外交场合传来的,可是一句好消息没有。蒋主席说,要克制忍耐,“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说的好像有公理一样。爷爷说到国联去据理力争,不是不可以。巴黎和会虽然争下来一个胶州湾,可是只是一个胶州湾罢了。越这么说姜希婕越觉得气愤,在学校里,她却莫名的被同学排斥—虽然被排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排斥她的理由,以她的观察揣测来看,无非恨屋及乌,你家里既是南京的要员,那我们憎恨南京,必须是要找个实在的对象去恨的。
她连一起去慷慨激昂一下的“资格”都没有。王霁月屡次劝她不必在意这样的、连她路过一下都要收白眼的无端歧视—横竖你本就不打算去的不是?但是姜希婕就是很在意。前日里打了真正为国为民在据理力争的人,倒去指望些没用的匪盗和自私自利的军阀,还粘带着恨一下自己这样毫无关联的人,什么时候又流行起这样以出身论善恶的戏码了?甚至还有人恶言恶语的说,天天指责东北军,你的哥哥还隶属中央军呢,怎么不带兵北上啊?就在江西剿匪,剿匪,别人都打到门口了,还在窝里斗。
与我何干啊?怎么又与你无关呢?
周末她带着烦闷情绪,正常回家吃饭。本来和王霁月在一起时,她不愿把这些烦躁想法表露出来,她想给王霁月的只是快乐,即便王霁月能看出来她的情绪。但是回到家,在一周没几次的共同吃饭的饭桌上,她就想把这些铜豌豆全部倒给爷爷。爷爷听完,倒没有安慰她什么,反倒是说:“希婕啊。。。你知道爷爷我,从来不干涉儿子孙子们干什么,是因为我相信总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好的,一代比一代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只是从爷爷我与这个世界搏斗的年月,见惯了官场污浊、你争我夺,说实在的,谁的手也不干净。结果进了所谓民国,见了所谓的新政府,也没有改变多少。当官的依旧恋栈权位,为了一点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固然是有了这些权力他们才能做曾经他们想做的事,可是有了之后,难保就能真的做那些事。天下乱,则盗匪与豪杰并起。有时候盗匪与豪杰并没有什么差别。手段,目的,品行,可能都没有实质的差别,只是后人文过饰非罢了。所以我希望到你们这一代人开始与世界搏斗的时候,你们可以改变这个世道。因为世道浑浊就像一个脏木桶,苹果放在里面难免是要烂的。现在这个木桶,只能说比爷爷之前呆的木桶相对牢靠一点,但一样是很脏的。希望到你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可以箍紧的干净的桶了。当然,洗刷这个桶加固这个桶,还要靠你们。所以啊,以后你想去洋行,那就去。想做实业,那就做。没有哪一个特定的行业能凭借一己之力兴邦,谁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桌上的孙女和孙媳妇听的无比认真,老头子喝一口白兰地,接着说道:“最近爷爷我虽然觉得。。。也很义愤填膺,也很伤心愤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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