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恰同学少年(1)(1 / 2)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1927年的5月,在广州。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对80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还有20分钟左右的路。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条小街街口,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见,一块儿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家还小,简直不成样子。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见了,肯定要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地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60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拉铁架子车。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难找到那样的车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一种主要的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的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了,那种车对于他的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可能是一个大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总是惦记着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这可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若是发现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我一向认为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是客观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有显然的侮辱性,他就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删除,若对方不删除,他就不签名。他绝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一个公认的“*****他也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利侵犯对方。他对做过那样的事的人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语录”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显示。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树起又说:“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现行***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个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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