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恰同学少年(3)(1 / 2)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
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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