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父亲与茶(1 / 2)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正如酒于父亲一般。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
父亲背着如上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
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这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
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时叮嘱地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
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
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
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50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儿。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我当时因大叔大婶的眼神很觉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说太少。
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母亲说的是: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面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
大米呵!尽管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难免的总是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
母亲在8年中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亲送茶。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地址是“动力之乡”的一处工人居住区。“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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