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我的小学(1)(1 / 2)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
“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个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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