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庆历新政,吏治篇(2 / 2)
divclass=quotcontentadvquotgt由于庞大的胥吏集团有不少人明明非常优秀,但家境贫困读不起书,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因此必然要降低文化难度,以实干为主,学识有一个宋朝秀才水平就差不多了。
相比于死读书,赵骏更看重的是实干能力。
“嗯,这么一想,由于胥吏被举荐的资格掌握在县令手里,又有了地方上的收入,与地主恶霸勾结的可能性确实小了许多。”
范仲淹觉得赵骏给出的东西还挺像那么回事。
“但也就是一时有用吧,这样县令就掌握了地方胥吏的上升通道,势必造成县令对这些人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是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勾结地方县令,那危害就更大了。”
赵骏摇摇头道:“所以高级官员一般五年一任还是不能套在州县的下级官吏身上,就以三年一任比较好。三年一般也能做出成绩,且和地方牵扯没那么深,通过地税和胥吏考核,希望大部分地方县令把握住机会,铲除地方毒瘤吧。”
“那监管呢?县令本来就很容易被胥吏欺骗,如何能监管得到胥吏?”
范仲淹又反问。
“农会。”
“农会?”
“不错。”
赵骏说道:“各县应该组织清点每县具体人口,乡镇分布情况,以村庄距离为界,允许村民组织农会。农会成员必须是只有一户拥有二十亩土地以下的中农、贫农以及雇农组成。”
“它的作用是什么?”
“自然是帮助地方官府监管地方,间接达到监督的作用。”
“你这就扯淡了,先不说农会听不听地方官府的命令,万一百姓拉帮结派,岂不是更容易出现起义的状况?”
范仲淹表达了不满。
古代社会权力不下放到基层,而是由地方乡绅、地主、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让百姓自治,一旦天灾年月,那么多百姓聚众抱团,很容易造成起义。
所以这个策略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赵骏也有理由的,他说道:“这是我根据实地考察出来的结果,我发现地方上百姓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只是受到的束缚太多,生产力提升不上来。”
“若是组建农会,农会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可以看做是乡政府,拥有一定权力,如果乡里出现什么问题,农会应该积极参与管理,并且报告给官府,就非常有助于官府对基层的把控。”
“像争夺水源、村寨械斗,就能够通过农会和官府进行协调。另外由官府与农会共同组织合作社,官府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农具、牲畜、粮仓等,充当公共农具共用来释放生产力。”
“农会组建后,农民互相帮扶,互相救助,这样也能增加生产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个人认为是一举多得的办法。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再商榷吧。”
其实这个办法除了是赵骏自己考察地方农民百姓认为可以做的以外,还有这也是后世我军在根据地的办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拿后世的办法套在古代,有些可能用处比较大,但有些就不一定能实现,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范仲淹还是摇头说道:“你虽然下了基层调研,可你毕竟没有长时间在古代农村生活过,有些太过于想当然。虽然你批判乡绅、地主、宗族管理是封建糟粕,但至少在这个时代,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你说说吧。”
赵骏并没有反驳,因为确实如范仲淹所说,他调研归调研,但并没有在古代农村生活。
范仲淹解释了一下情况。
很简单。
古代农村其实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有它的一套基层运行逻辑。
也就是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范仲淹认为,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就强行打破这套逻辑,让官府试图插手基层制度,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就非常危险。
比如说通过农会确实限制了一定恶霸地主,但如果官府无法与农会达到亲密协作的地步,那么农会自治权利扩大的结果,就会是农会取代原有的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听范仲淹这么一分析,赵骏也觉得自己考虑得有些失当。
古代皇权社会就很难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很容易造成农会失控。
想到这里,赵骏便说道:“你说的是对的,也确实是我没有做好,不过改革嘛,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完善,咱们先进行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总结章程来。”
“我认为还是以吏治入手吧。”
范仲淹提醒道:“吏治是根本,先整顿好全国官场和胥吏,才能够把之后的政令下达出去。”
“嗯。”
赵骏点点头道:“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商量好吏治,考成法不用我多说了吧。”
“放心,我都已经完善过,各种考核制度,规章标准都已经做好。”
“那就行,我提前帮你完善了官员改制,把官员的职权划分好,就是为了考成法,这样做好胥吏这方面的治理,官和吏便能够大治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满朝文武了。”
范仲淹忧愁道:“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冗官冗官,你把那些闲散官员都安排上岗了,现在又要用考成法淘汰掉,那不是阻力更甚了?”
“本来新组建那么多部门就要那么多官员,不然新部门的工作怎么展开呢?”
赵骏耸耸肩说道:“不要有心理负担,大胆去干吧。我和官家还有整个政制院,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好好利用起这次你积攒的威望,一举功成,将来你就是千古名臣了!”
“这苦差事,怕是骂声一片哦。”
范仲淹翻了个白眼。
庆历新政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搞好吏治,否则别的政策推广下去,以这黑暗腐朽的吏治环境,拿头去推广?
古代社会吏治搞得最好的是哪个?
那自然是张居正改革。
一手考成法下去,末位淘汰制,让明朝官员卷到死。
而且还有奇效。
比如打击贪腐,破除官僚主义,改革官场陋习漏风等等。
如据统计,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挖掘了一大批不称职、不干净的“大老虎”和“小苍蝇”。
因为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且由于有考成法存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可以说效果斐然。
现在宋朝官场估计跟明朝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区别。
考成法出现之后,势必会对目前死气沉沉,毫无朝气的官场来一击猛拳。
不仅给予官员kpi考核,淘汰大批无能以及昏庸之辈,还能将藏在底下没有被赵骏巡视天下时发觉的贪官污吏,一一让其无所遁形。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官场得恨死老范了。
就如同明朝官员恨张居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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