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一章 商业诀窍(1 / 2)
1984年的春节,对绝大多数的京城人来说。
恐怕是他们在整个八十年代里,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强烈的一个春节。
原因很简单,今年的春节对比去年,京城有关民生的各方各面都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甚至可以说趋于完美,就没有明显的短板。
首先社会治安获得了大治,溜门撬锁杜绝了,打架斗殴的也没有了。
所有的年轻人都变老实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念书的念书,没工作的也老实家待着,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
这个年,无论是人的精神还是城市的环境,都感觉到清净了。
这本身就让人痛快。
其次,物资供应上也是比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干货,样样不缺,而且有些东西还率先一步实现“自由”了。
大米白面彻底放开了供应,随时随地随意购买。
各个单位都发福利茶,各个单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对京城人意义颇深的老字号南味饽饽铺“稻香村”,也在这一年的春节重新开业了。
京城还有了反季节的大棚绿色蔬菜,让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际,享受到了过去只有天潢贵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货”,也能吃上新鲜的黄瓜、蒜苗、韭菜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这个年显得丰美非常。
尤其让人高兴的是,好东西变多了,手里还有钱买呢。
别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伙儿就涨了工资。
大部分人每个月收入都会增加了七块七。
甚至还有少部分的知识份子长了两级工资,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块二毛钱。
反过来,物价的变动却因计划经济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
所以这就让大家伙很舒服了。
这几个月下来,老百姓明显觉得手头宽裕了许多。
于是大家都体会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错觉。
不相信的话,就看这一年人们是怎么放鞭炮的吧。
过去的春节,还从来没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点,满胡同的硫磺味儿还散不干净的时候。
更没有过爆竹蹦碎的纸屑铺满整条胡同的时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为什么?
不就因为大家伙觉着手里有点闲钱了嘛,就乐意多放点**个吉庆。
不夸张的说,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卖点,在节前三天就卖断货了。
这一年,就连大人们给孩子的压祟钱,都前所未有的涨到了五毛、一块钱。
这就叫欢天喜地,普天同庆啊。
当然,像宁卫民给罗家和边家的孩子每人一张大团结,那就有点过分了。
只能说他是乱入了这个时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后,有关民众的文化生活方面,也同样让老百姓们感到满意。
要知道,这一年是国家电视台第二次举办春晚。
正是春晚这块“招牌”刚刚打响,这个栏目挟大好势头,迅速成长,生命力最蓬勃的时候。
所以不但这届春晚资金投入大了,制作更精良了,请来的名家名角,高质量的好节目也多极了。
比如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几乎够全国人民乐上一年的。
陈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面条》,更是直接引发了“小品热”。
戏曲节目里,谭元寿的《定军山》、马兰的《女驸马》,全是戏迷憋着剧场都未必能听到的名家名段。
李谷一和姜昆反串的花鼓戏《刘海砍樵》也很出彩,让人发自肺腑的轻松一笑。
至于歌曲节目,能让人如痴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里》、《党啊,亲爱的妈妈》。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乡》、《回娘家》。
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全是都在这同一台晚会上呈现,成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难忘经典。
以至于多年之后许多人回顾春晚历史,都有一个共识。
认为1984年的春晚,是历年春晚中节目质量最高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不过,要说到这届春晚,最具划时代意义和突破性的创举。
却当属春晚导演黄一鹤本着同血同源之心,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春晚演出的决定。
这一届春晚,主持人的队列里不但多了宝岛的黄阿原和港城的陈思思。
受邀前来的还有两位港台歌手张明敏和奚秀兰。
他们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和《阿里山的姑娘》,引发了全国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堪称一夜走红。
事实上,从大年初一开始,“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和“高山长青,涧水长蓝”,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成了京城年轻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调。
用三十年后的话来说,好像谁要是不会这么哼上两句,就“out”了一样。
所以说,这届春节晚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国人大大的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并且从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内地传播的官方途径。
此外,还有天坛公园的“斋宫雕塑艺术展游园会”也并非再是一枝独秀了。
新春庙会有了强有力的竞争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敢情原有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复春节庙会传统的地坛公园,不愿意坐视天坛公园出尽风头,占尽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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