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镛说贼记(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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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庆镛看得出,这二位好汉并非一般草寇,而是深明民族大义的义士,估计是因环境所迫,才揭竿而起的。自然,他们效仿梁山好汉,这其间也有大王、军师,也有一百单八将。陈庆镛最想说的是,期望他们早日归顺朝廷,为国家效力。

而二位好汉却说:“我们只效仿宋公明‘替天行道’,绝不效仿他归顺朝廷!陈先生不是不知,当今清廷,屈服于洋夷而置民众于水火,这样的朝廷已是朽木了,还投诚它何用?不如找个贤主,取而代之,方能制服洋夷,解救民众于水火!”

陈庆镛一听,慌忙摆手说道:“二位言过也,二位言过也!当今圣上虽然年迈,却也是兼听的名君,虽然某些政见常有不同,却非两位所说的昏聩之君。得失只是个人间的小事,若与整个国家相比,那可就是大事了,我等怎么可以因小失大呢?”

却听那军师又说:“先生也是一位直臣廉士,若按先生所说,当今皇上是圣明的,你却为何又会落到此等地步?不是我等直言,倒请先生三思了!”

那大王直爽,更是不禁脱口说道:“先生,不如与我们一同落草,我这大王之位让给先生坐上一坐,咱们一起杀贪官,杀洋鬼子,替天行道!”

“不可不可!”这话陈庆镛自然听不下去,他好歹也算一代大儒,只有他教导别人忠君之份,哪有别人教他落草之事?只听他又说道:“自古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话二位可有听说过?”但见二位山大王点头,陈庆镛又继续说道:“身为大清子民,我等只有尽忠朝廷,尽忠皇上,才能团结民众,国富民强。有道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别说这一点小委曲,就算这一百多斤扔了,也是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哪还敢作乱犯上?此等话二位切莫说了,老夫想都不敢想的!”

看看矛盾出来,倒是军师聪明,知道大王把话说得唐突了。他把话锋一转,又问起了陈庆镛,说道:“在下不才,有一事烦请先生示教:当今天下的态势如何?四方洋夷作乱何时可休,如何抑之呢?”

说起这些,陈庆镛的话可就多了。他说:“我怏怏华厦,洋夷犯边,群贼四起,大清朝廷若不改革政治,是以危及也!”

他呷了一口酒,话就止不住了,开始大谈他的政治主张。那过往之事,更是如数家珍地抛出来,使得二位草莽放下酒杯,用眼睛盯着他,似乎要一口气听完!

只说道光十六年四月,陈庆镛和黄爵滋等42名地位不高的南方籍京官,在北京的陶然亭举行了一次“春禊”原先这“春禊”也只是一般的文人集会而已,其性质就和“诗友会”“文友会”差不多,从来不与政治关联。

但此次集会,他们竟然提出了有关禁烟抗英及改革吏治的政治主张,一次文人聚会,集成了一起政治活动,是令谁都意想不到的。然而,尽管他们高亢激昂,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合乎于实际,但却因官位低微,末被当局采纳而搁浅。但是,这次“春禊”却体现了陈庆镛等人忧国忧民之心和卓有远见的政治思想!

陈庆镛历来主张“以夷制夷”就是利用洋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洋人与洋人之间的矛盾,对其侵略战争进行分化与瓦解。取之长,击之短,以达强化自我之目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琦善等人在南京与英帝国签订了第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是时,陈庆镛已官至御史,他愤而上书认真训练水师策和海疆防堵疏等奏章,但均被清朝政府束之高阁。虽然此事给陈庆镛的打击极大,但并未动摇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当然,在二位草莽眼里,陈庆镛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但他的政见,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笼罩下,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下,都是软弱无力的。陈庆镛一时并未看清整个世界的局势和清廷的现状,想通过几折奏章或一纸书文来改变这个世界,似乎很是牵强。然而,这种思想在晚清,却是大有市场的。附和跟风者有之,期望实现者有之,而想利用这种观点平步青云者,亦有之。

这其中,包括林则徐晚期的政治思想,也是落入俗套。更多的是天真浪漫和明哲保身的政治手段,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不多。甚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是换汤不换药。

很多时人在当年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并不知道晚清和中国的命运。除了彻底改变,除了不断抗争——甚至是以卵击石的抗争,以唤起民众,光靠几个主张,几本奏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冷热兵器交换的时代,落后者除了前赴后继,除了以血肉之躯唤醒麻醉民众的思想,从而奋发图强之外——只剩下彻底的死亡和苟且偷生的结局。

所以,草莽或许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有一种直觉。他们可能非常佩服陈庆镛的胆识和学问,却无法理解和认同他的救世观点!

但二位草莽还是频频向陈庆镛举杯,不时地赞誉他那顺手掂来、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文采。是的,陈庆镛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就连当今皇上,也让他奏得“收回成命”更何况那两个草莽之士?一席话间,真是让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点头额首之份,哪有插话或与之讨伐的本事?

6。

酒话间,那军师又问起当年是如何直谏道光皇帝的,又是如何让他“收回成命”的!说起这事,陈庆镛更是口若悬河,眉色飞舞!

原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激起国人的义愤,琦善等人被拘,余步云伏斩。

然道光二十三年,皇帝又想重新起用曾被革职的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卖国贼,陈庆镛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毅然愤书申明刑赏疏,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放下皇族尊严,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终于革了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陈庆镛说到此处,三人都有大快人心之悦,更是惹来二位草莽又是一番敬酒。三杯下肚之后,大家似乎都有些微醉了。不难想象,对于两个不见经传的草莽来说,陈庆镛的大胆豪情及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爱民之情,确实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古以来,武夫不惜性命,保家卫国,堪称“忠勇”也;而文臣在朝,亦可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纳言直谏,那也是一场不愧于武夫的战场,一条政见若是说对了,换来的则是不流血和少流血的胜利,其可谓比战场争战,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二人边听边点头晃脑,不断举杯向陈庆镛表示敬意,三人越喝越沉,越醉时言语越多。但是,在他们三人之间,可能谁也不曾想到,这南京条约是谁授意签订的?琦善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权力吗?道光皇帝又为何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又要起用琦善等人呢?其意图不言而喻!而道光皇帝为何才起重新任用之念头,又因陈庆镛的一纸奏折而“收回成命”呢?看来,这事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简单!

说来说去,这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庸人,而是一个老谋深算、满脑子政治手腕之人,他只是唱了一出戏,给天下的老百姓看看而已!至于陈庆镛,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人,都只是这出戏中,一粒听任摆布的棋子!清廷如此,岂能不败?

但此时的陈庆镛,却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也乐意接受二位草莽的崇敬。他一边喝酒,一边讲着他的故事,虽然有些醉意,却无半点骄矜,反倒是心中的义愤不断升级,到头来,他对皇上和朝廷,依然不存在半句怨言,更别说是有些许触犯。

三人继续喝酒,至醉时,已然忘记斯文。草莽本来就是草莽,文人最终也成草莽。陈庆镛一边喝酒,一边一字不差地背起了申明刑赏疏:

“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

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

琦善于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于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然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虑骄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

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皇上亲亲睦族,不忍遽加显戮。然即幸邀宽典,亦当禁锢终身,无为天潢宗室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山、奕经、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京,有识无识,莫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乡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

履霜坚冰,深可懔惧。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而今兹刑赏顾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

所望皇上立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民心可慰。

陈庆镛一口气把申明刑赏疏背完,唬得二位义士频频点头额首,又是一番敬酒。一起说道:“若当今朝廷都如陈御史,我等何至落草于此!”

7。

次日,二位草莽亲送陈庆镛下山,并为兄弟伙计备了不少路上急需用品,让陈庆镛一行人十分感动。临行时,陈庆镛不忘劝诫二位草莽:大清盛世,应及时归附朝廷,一起抗击洋夷,不可助贼兴乱。二人只是微笑拱手,并未作答。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日,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异常,陈庆镛一行人风尘仆仆赶回泉州老家。因他名声在外,也有不少乡贤朋友,前来迎接,询问路上之辛劳。

陈庆镛也不隐瞒,一并说了。当说到路遇盗匪时,他略去大部分章节,只故作镇静地说道:“我啊,从容不惧,与那些盗贼说‘本人为官十三载,从来两袖清风,哪有什么钱财?这十几车书你们拿去看吧,或许能帮你们洗心革面,老夫奉送也!’”陈庆镛说完哈哈大笑,显得轻松自若,慷慨激昂,倒把那些故友乡贤,惊出一身冷汗。

陈庆镛的家在泉州西门外塔后村,这里,有一所他为官后修建的、具有闽南传统特色的古大厝。这栋古大厝并不是很大,也就四、五百平米的样子,装修上亦显得简朴低调,与一般民宅并无差别。从古大厝上看,可以见得陈庆镛清廉简朴,高风亮节。

回泉州之后,陈庆镛并没有闲下来,他四处联络,置办学校,教书育人。因其书多人多,学生也多,后又在其大厝左后方,修建了几间书房。原先书房前面,有一个大池塘,历经190年之后的今天,池塘不知何时被填没了,至今只现一片空地。书房前有一棵老树,据说是陈庆镛当年种下的,因无人解说,故也不敢确证。只是感觉那株古树,甚是苍老,似乎见过陈庆镛,能说起几段与陈庆镛相关的往事。

书房的木门之上,有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岁月。似乎隐约之间,想起了陈庆镛被贬回乡,那兢兢业业忙碌办学的身影。从书房的砖窗外面,似乎也可以看到陈庆镛夜读时的灯光和他不知疲惫的身影。甚至,我们还可以偶尔听到他兴奋时,朗朗的吟诗声;以及他愤慨激昂时,为社稷为民众奔走呼号的声音。

其时,陈庆镛在泉州创办了“清源书院”又到厦门的“玉屏书院”去讲学。道光年间,由于内外交困,百姓的生活颠沛流离,民间出现了不少弃婴。陈庆镛心生怜悯,在安海倡办了一所“育婴院”这是泉州近代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并在“育婴院”的基础上,开办了工读学校,主张:“既要收养弃婴,还当具培育之责。”他用其一生的体会,倡导并践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亲笔喻书于纸,雕刻于碑。

很快,陈庆镛的儒家风骨,便随他的教书育人,大办慈善而享誉四方。但是,这并不是陈庆镛最终的理想。他仍期待有朝一日,天子皇恩浩荡,让他重回京都,为皇上,为大清朝廷,为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再尽绵薄之力。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月,咸丰皇帝即位之后,受林则徐和大学士朱凤标的推荐,陈庆镛被重新起用了。咸丰皇帝复授他为御史补江西道监察,后又将他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其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袭卷了大半个中国,攻陷南京,并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其声势之浩大,引起各地会党纷纷响应,清朝政府在人民起义军的浪潮下,已是风雨飘摇了。

咸丰三年(1853年),福建永春林俊红钱会起义,厦门、同安、海澄一带黄位、黄德美小刀会起义,惠安邱二娘起义,莆田、仙游乌白旗起义,一时间,整个闽南地区也是烽烟群起,并向四方漫延燃烧。是时,陈庆镛向咸丰皇帝请辞回乡,受命于泉州督办团练,与起义军对抗。

还别说陈庆镛是一介书生,职任御史,但在治理地方和领兵平叛这一方面,却是愣有一手的。一方面,他使用强硬的武力征剿,迫使群雄屈服;另一方面,他又搬出和善的安抚手段,即使民心归顺。只这“一剿”和“一安”两手一起抓,很快,一大部分起义军便被消灭殆尽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惠安首领邱二娘被俘,陈庆镛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在泉州南校场将邱二娘处以“剐刑”

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十四日,永春义军领袖林俊率领红钱会起义军,联合莆田、仙游乌白旗起义军进攻泉州城,守城的官兵纷纷逃窜。陈庆镛联合官府并各乡兵勇团练,将林俊起义军一举镇压了。后来,他又进一步分化、瓦解了其它起义军。

终于,闽南泉州的烽烟归于沉寂,陈庆镛也因其剿匪有功,受赐花翎。

然在此时,当朝廷想再度起用于他,让他当候选道员时,他却于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三日,病逝于泉州团练公所,享年六十有三(闽南传统算法六十四)岁。

无可否认,腐败的清王朝在这些老臣的匡扶下,又苟延残喘了数十年!

后记

陈庆镛是位博学多才的儒家学者,生平著就了籀经堂类稿、齐候罍铭通释。他以程朱理学的言行作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绳,并以汉儒严谨朴质的精神治学,以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或许在他的人生理想中,也只能做到了“修身齐家”但若论到“治国平天下”却也是十分牵强的。

而清王朝却没有那么幸运,它在1911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从此,中国只有人民,不再有君主。

陈庆镛后来又作了三家诗考、说文释文校本、古籀考、榖梁通释等书。但遗憾的是,这些书都只是一些书稿,并未刊发。

陈庆镛死后,葬于北峰区塔后村福安宫口,虽赐御葬,并不豪华。其妻死后葬于佛迹山,后因发现有蚂蚁侵扰,乃合迁葬于福安宫口。之后,因北峰中学扩建,迁至塔后村后山的一片龙眼林中。坐东朝西,正前方是清源山北侧的将军山。

至于那两位草莽英雄,既是草莽,便也无须姓名。他们大多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身在何处,去了何方,也未可知!有人说他们参加了太平军,也有人说他们后来去闹义和团杀洋鬼子。总之,他们只是一伙“盗亦有道”的封建社会下层武装,不管他们最终的结局会不会像邱二娘那样,他们与陈庆镛的思想,估计不会是一个立场上的!

而陈庆镛在泉州南校场上,将邱二娘处以“剐刑”时,是否会想起那伙没杀他的盗贼?是否会想起“盗亦有道”那句古训?是否会思考,盗从何来,又往何去?

是的,陈庆镛毕竟只是一代儒者,有其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和永远无法改变的阶级立场。倘若他被贬回乡之后,能够一心从事教育而不谋求再度入朝参政,则可以少去许多事非,留下千古传唱的直谏美名。但历史总有无法改变的事实,它不是写给当事人看的,而是写给后来者看的!

陈庆镛倾注一生最为崇尚的“实事求是”精神,后来在神州大地上,得以广泛弘扬,并成为现代中国的治政纲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引用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词,并加以解说,率先在党内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号召大家一起学习并践行,引起极大反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此“实事求是”成了检验一个政党、一个团队及一切个人行为的最新准则,在中国大地上广为开展。

陈庆镛决非俗人,作为晚清有名的直谏御史,能够提出这样的口号并引于修身,足见其博古通今,具有很强的先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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