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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遗憾，他应该看一眼我们现在的共和国的，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当初奋斗时想象的样子。

同月，因我的挽留在首都拖延了几个月的海门终于正式离职，坐上了回乡的火车。在扶着默克元帅的手为我配上代表军人最高荣誉的五星肩章之后，他赶去老家过他梦寐以求的，全家大团圆的圣诞节。于是，我的身边没有了恋人也没有了朋友。我有些感伤，但是没有自己想象地那样的难过。很奇怪，自从送走硫夏以后，我心中那份隐约的、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反倒消失了，也许是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没有什么需要努力去挽回。海门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就像硫夏一样，我应该送出最诚挚的祝福。

我的形象在年轻人之中一直都很好，大概是因为我年轻、强势并且未婚—我们国家自从推翻帝政以后再没有过这么年轻的实权人物。在布拉帕被捕和死亡以后，我发觉自己在青少年中很有人气—不论是哪个阶层，这与曾生活布拉帕时代的阴影下的成年人对我的忌惮截然不同。本来我觉得这只是普通的现象，青少年的喜好本来既狂热又易变，过一段时间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的。来年芽月，我在首都广场做演讲，场面堪称盛况空前、万人空巷，少年少女们的热情超过了我的预期，这让我嗅到一丝不对劲的味道。

从来没有毫无道理的大规模狂热崇拜，更何况我有自知之明。我的人抓住了几个暗中推动此事的人，经过拷问和顺藤摸瓜的调查，得知他们受命于小罗兰的势力。我采取一些措施遏制这股浪潮却为时已晚，假的已经成了真的。部分群体过度的狂热必然引起其他群体的反感，更何况所谓“支持”我的人们冲动、天真又没有社会地位，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动简直是预料之中。议会决议，个人不得私自印刷10张以上的我的肖相，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共场合不得私自张贴、喷涂与我相关的图画、标语。对此我没有异议，并且在公开场合做出了支持的态度，但依然遭到许多人指责“惺惺作态”。这些人之中，有多少人是真的忧国忧民，有多少人是借题发挥打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曾经请求麦罗拉夫人站出来为我撰文说话，但是被她委婉地拒绝了

舆论中另一种声音逐渐响起来，虽然不及青少年们狂热，但坚定、稳固、不容置疑，背后是我别有用心的政敌们长达数月的精心谋划：

未来的独裁者乔·柏兰登！

大元帅不是靠民众选票投出来的，是靠着实打实的军权，汽车和铁路也不会钢铁，商业伙伴更不会因为一点非议就拒绝唾手可得的商业利益。这些动摇不了我的根基，但却切实地对我造成了创伤。我的二哥原本原本要参加今年春季的选举，如今不得不“自愿”弃权，而我家在。议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有提案，提议撤销我大元帅的军衔和三军总司令的职务—当然，议会没有这个权限。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条路径—独裁罪。所有铺垫都是为此而谋划，如是而已。

我们国家，几百上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独裁罪”，这个罪名是审判布拉帕时创立的。最高法院本来想以叛国罪判他死刑，但那些可笑的证据在布拉帕的雄辩下不堪一击，于是最终布拉帕以独裁罪下狱、流放，逝世时依然背负着罪名。年轻的共和国在一次次的挑战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这是一种进步。

所以我站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而遥遥相对的原告席铭牌上写着“人民”，站着的却是泰然自若的波奈和神色犹疑的小罗兰。

世界上没有人能强迫我，我原本可以拒绝出庭。而这种拒绝也可以是有理由的—波奈提交的证据不真实。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站在这个代表公正的法庭上，堂堂正正地一个一个驳回他们的指控。

这是自布拉帕之后最引人瞩目的审判了。

我早有准备，绝不会让他们的计划得逞。我的情报机关做了几个月的准备，为了这次审批聘请了最优秀的律师，甚至，我能想到的他们会买通的相关人员已经被我拉拢过去，他们手里有什么证据，我都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反驳回去。

操纵选票，假的。刻章子的老匠人证明买卖选票的所谓“利益交换契约书”上的印章是伪造的。

非法监听，不对。我建立情报机关是通过了议会，它的所有权限也经过了批准。如果觉得它权限太高可以另作决议撤除，但这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威胁恐吓，没有。被“威胁”的那几个证人都矢口否认了，含糊不清的言辞中隐约透露出反倒是波奈威胁他们出庭作证的意思。

垄断核心产业，操纵经济命脉，这个我倒不能直接反驳。即便真的确定是垄断，共和国也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定罪，这个只能作为独裁罪的佐证而已。钢铁等重工业行业并非只有我一家，我家虽独占鳌头，但并没有在合理商业竞争之外滥用职权压缩其他企业的空间。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我也有同样性质的用以证明他们在别的领域“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