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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间，小妹办了简单的后事，涉及亲属的工作，皆由邹绳祖代我出面。后事仓促，搁在了大北关。只是太太尚在医院，还不知小妹之事；孩子们在学校，亦不便打扰；大姐小弟都没有来，只有姐夫来了。我站在灵堂里，黑纱白联，阴气滚滚，不符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妇人的审美。堂前小妹笑语晏晏的黑白色照片，似乎是灵堂中唯一的亮色。

刘国卿说到做到，仔细与我理清了他与依航的来龙去脉。我不消听，无非一场旷日持久的阴谋；柳叔来过，拉着我的手，泣涕涟涟。他一把年纪，这么哭下去也不是回事儿，便赶他回去休息。如今大北关的房子又空了下来，苏联人走了，总算是安全，恰是缺人看守的时候，正需要柳叔。柳叔却听不明白话，一遍一遍地自责道：“要不是老杨察觉不对，我还以为您跟着部队去打仗了，哪知道您受了这么多的苦。”

又偷摸地说道：“大少爷，您也留个心眼儿。我知道您和刘先生好，但他毕竟是和小少爷一伙儿的，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背地里咋合计的。”

我精神不济，头疼得很，敷衍道：“行了，我有分寸。”

那天他掏心窝子的话，总不会再骗我。

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躲在他的庇护下，连累他。

过完了三十九周岁的生日，我已是迈进不惑之年的男人。可这一年给我的冲击之大，让我不得不“惑”，警如人之情感，警如信任与背叛。许是年纪渐长的缘故，年轻时吹毛求疵的原则随心力而退潮，我可以平静地面对生与死，更可以平静的内敛感情。

曾经在德国，教官说我是团火，迟早要灼烧殆尽，害人害己；现今火焰变成温和的蓝色，其中高温，只有其中才知晓。

我想，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毕竟，哪有那么多圆满的戏？散场之后，人走茶凉，没人会记得台面红毯上盛过多少泪，盛过多少笑。便是戏子本身，也记不清罢。

四六年年底，我重新联络上了王美仁。因为失踪半年，所以原定的升职取消，并被勒令立即归队。同时，我安顿好太太，又去学校远远地看了依宁和依礼，将他们全部托付给邹绳祖照顾。彼时白小姐的哥哥白崇山已经在香港站稳脚跟，要求邹绳祖送白小姐前往香港。邹绳祖拒绝以后，给了李四足够的遣散费，派他并两个下人、两个丫鬟一同护送白小姐去香港。

邹绳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公馆。我留在那儿与他吃了顿午饭，是他煎出来的小牛排，卖相居然也是有模有样。

邹绳祖道：“忘了说，我不去美国了。”

“不去了？那你要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了，”邹绳祖道，“我一辈子没孩子，我算是看明白了，合着是给你家的几个小崽儿让位置呢。”

我低头闷笑，吃饱喝足之后，去了政府大楼。

路过春日町时，我驻足在马路一头看了很久：枯萎的爬山虎只在红墙上留下一道道棕黄的藤蔓；墙壁沾染了岁月的痕迹，掉落点点斑驳的墙皮；冬日的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杈，我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天，它会绽放出一树烂漫的桃花。

我摘下帽子，朝它挥一挥，然后，不告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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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年伊始，我随军一路南下，足迹遍布华北、华东战场。六月，共\产\党突破黄河防线，转入外线进攻。我军战况一度惨烈到我一个参谋还要身兼团长去领兵作战。七月，由于前任参谋长及副参谋长牺牲，我被直接擢升为参谋长，率领第一批队先行北上至河北；十一月，河北石家庄失守，我军再次退往东北。

而这一次，我们万没了离开时的骁勇，挫败得如一条条丧家之犬，耸眉耷眼，夹紧尾巴，风声鹤唳，无依无靠。

十一月中，我得了半天时间休息，便快马加鞭地回到沈阳去探望亲属。岂知我的筹谋布画，只应验了一年。近乡情怯地来到大北关，迎接我的，却是两年来第二次举办的灵堂。

柳叔头发花白，正是古稀老人的体态。他疲惫地接待了我，在我给太太的香炉上了三根香之后，巍巍道：“大少爷，您节哀。”

我立在太太与小妹的牌位前，垂眸苦笑道：“柳叔，我竟然没有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