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贸然到县里上学、勇夺长跑季军(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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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一九七零年我七年级时,在稻田有几个养路工人的同班子女转学去了县里的中学,因在农场学习用的教材与县里的有所不同。农场的同年级的教材稍难一些,因此开始去县里的几个因此跳了一级,上了八年级。

所以,我这颗少年之心也就不安定了,也未同家里打招呼,一天就独自一人行李卷一打,简单的给学校方面说了一下,学校给开了一封证明我是七年级的“介绍信”,就跳上了一辆汽车便去了县(在东北方相距约6里)里。从此我以后的生活里,经常不与别人商量便独自行事,就成了我的习惯。这为以后决定重要事情时独断专行的性格埋下了不好的伏笔。到了县里后找了一位由稻田村转到县中学的同学叫殷雪宇的,他把我介绍给了县中学张一柏老师(我未来的班主任)。

记得那天细雨濛濛,早晨张老师还有课忙得很,就匆匆看了一下我递给他的转学证明,就说:“你到七年级去吧”。我一怔,想:本来我就是七年级,这样一来也没达到要跳一级的目的呀。不知哪来的勇气,就急忙辩解道:“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学的课与你们八年级的相同,应该到八年级上课去才行”,此时,他因有课匆匆忙的,一时也无法顾及的太多,就随口说:“那就去我们班吧”。他是教八年级的班主任,于是,就这样简单顺利地完成了我从七年级跳到八年级的过程。但是随我之后,一些又转学去我们县里的其他同学(如我稻田村的同学张爱茹、我现在的爱人郝淑珍等人),则是“吃屎也没赶上热乎的”,就未能如愿。那时刚刚复课闹革命,(文革中学生都是不上课,有的参与打、砸、抢之类的事儿,之后又响应**的号召,恢复了上课闹革命),所以一切都是马马虎虎,有时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全凭老师一句话,我就这样跳了级后上了八年级,这与我敢说的那句话有关,此时我十四周岁。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九年制的中学吧!文革以前,全国都是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到了文革,本着**“学制要改革,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全国很多地方修改了学制,将原来小学、初中、高中从各六年、三年、三年,共十二年,改为五年、二年、二年共九年,这样,就算是在学制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存在了。”,这是**的原话。这样我从初中的七年级跳到了高中的八年级,原来与原来的同班同学就此变为了上下班级同学,她们是七年级,而我是八年级,是怎么跳的呢,就是在上面说的,不是凭学习,而是依靠运气和敢说话。

到县里后开始上中学八年级了,其实农场是与县里学的课有点儿差距,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农场中学是初中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而县中学八年级是高中已开始学俄语、物理、化学还有数学、语文。在农场只有语文,这比县中学多学了一节课。而且俄语、物理、化学农场是没有的,就是我没学过,别的倒可以,可以死记硬背,可数学却很伤脑筋,不学不会,仅凭死记硬背无法跟上班级其他同学,怎么办呢?去了以后过两个月就要期中考试,若数门不及格则可能难以在八年级里混,俄语、物理、化学可以咬着牙死记硬背,数学没学过呀。

我爸爸妈妈家一九七零年已经搬家至离县城南边一百六十里的山村(二所道班),因妈妈在养路段总部的卫生所当医生,那时中国与苏联交恶,县里许多单位的后勤人员都疏散在离一线稍远的深山老林中,这卫生所也就办到了“二所道班”,而他们单位的养路段总部叫段部则设在县里。

段部有一个大宿舍,用以接待经常去县办事的人员,宿舍内有一长炕能睡十五六个人,我就住在这个宿舍里。另外还有一女生宿舍在隔壁能睡两三个人。常住的有我的女同学叫张东菊、付英、刘敏三位,她们都是从农场转到县来上学的养路段工人的子女。那个叫张东菊的女同学,也是从稻田村农场学校早我半年转过来的,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些残疾,但人很聪明,尤其是学习很棒(和我同岁,对我很是要好,后与一上海知青结婚)。要考试了,咋办呢?小时我很怕羞,男女同学见面不说话,碰面时侧身躲过,那时几乎男女同学都是这样。但那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就厚着脸皮请她帮我,一拍即合,她就满口应承下来,每天一放了学,就在养路段宿舍帮助我复习课程。俄语倒是好办,会十二句喊话就行,哪十二句呢?即:“缴不杀、不许动、我们优待俘虏、打倒勃列日涅夫、再见、你好”等等。于是将近两个月,她是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全力帮助我学习,每次数学课结束,就把精心整理好的课堂笔记借给我。那时能用心做笔记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遇到了难题,我俩就一起潜心琢磨,力争求解。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好的习惯,也是那时留下的。我们一起学习的情况,在课堂上也有,甚至曾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嫉妒,从由于因害羞不敢见女同学而喊我是“大封建”,到后来喊我“黄大胆”,那时只想考试过关,也顾不上这许多了,这样一起学习了老长的时间,后来期待已久、可恶可憎的期中考试终于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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