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话说中日关系及盒式录音机（2 / 2）

开学后的四月中旬哈尔滨下了可能是最后一场大雪，有几个人如徐红远、陈冰、杨兵章见了这个环境非常兴奋，他们互相追逐，像十几岁的孩子似的打雪仗。但第二天就不好了，感冒的特别多。首先杨兵章就病了，而且下午呕吐了一场，整个下午萎靡不振，精神差了许多，接着高喜荣也病了，而且病了十几天，我和刘庆红班长去看望了她，我们男生很少去女生宿舍，我还给她带了葡萄糖，这是我有时吃的，但想到自己是班级的生活委员也应该表示一下，我们学生在四月末还检查了一次糖尿病，医院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小瓶子，是过去装青霉素的那种小瓶，用这种小瓶只有男生接尿倒还好办，女生就是很难为她们。几个女生死活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接受了，把装有尿液的小瓶交上去后，检查结果为均无问题，就我这个身板不应该有啥问题的，几十年后我检查出了糖尿病，看来还是喝酒吃肉的原因。

这学期在课程方面，一些专业基础课算是结束了，课程相对开始的时候好学多了，如测量学、气象学、昆虫学等，气象学的老师叫姜乃准，这个老师很有趣，到现在还记得他讲过的一句气象学的一句谚语叫:“天上钩儿钩儿云，地上雨淋淋”。林学系里有台大电视，晚间经常放体育直播节目，这期间正是学生们最愿意观看节目的时期，在老师家几乎都没电视，而这台电视一般由姜老师管着，放一般的电视时他们就放在林学系办公室内，但小小的办公室能容纳的人有限，经常我们进不去看时就在门外大叫：“姜老师，快开门！”，也喊:“姜乃准，快开门!”，有时任凭外面怎么喊，他就是不开门，这时，也不顾做老师的尊严了，不开就不开。急的学生几个人一起喊：“姜乃准开门！”，姜乃准老师就是不开门，门始终不开，于是，同学们垂头丧气、灰溜溜回到宿舍。

我们在气象学实习中还去了黑龙江省气象台，我们三个班坐着三辆大客车去了省气象台，大家在气象台参观了一遍，还在气象台核心的装置气象雷达前仔细观察了一番，在参观过程中，姜老师给我们做了讲解。说那时的气象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现在有了先进的雷达设备，在屏幕上显示出的亮点是下雨的区域，预报员根据亮点移动的速度，计算出下个将到达的区域，也综合往年的资料，判断出下雨的概率大小，再预报出现在的天气发生各种可能性的预报。我们看到雷达的屏幕上有亮点在缓慢的移动着，再看看操作雷达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枯燥地坐着，感到也没大意思。后来我们国家也按照国外的作法，搞了一阵每天发生下雨概率的预报，但由于文化水平的关系，很多人搞不清楚下雨的确率是咋回事，其实我看也是预报人员的懒惰，报一下概率就拉倒，下不下雨不负任何责任，反正就是概率大小的问题，后来电视预报又改了回来。接着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基本设施，如“百叶箱”、“雨量计”、“湿度计”、“风速计”等等，这些也就是与我们学校的相同。记得在放假期间，气象学的老师还给留了寒假作业，其中有一张大的气象图表，上边密密麻麻标注了“高压脊”、“低压槽”之类的，有个二班的同学是我的老乡，我们俩一起坐一趟火车，他的性格有些特别，在拥挤不堪的车上，人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旁若无人般的把那张大图拿了出来，如大学者般的这里点点，那里画画，其实他也不懂，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引来人们的眼光，是赞扬的眼光，是敬佩的眼光，还是鄙视的目光？这样的人我只能是敬而远之而已，绝无敬佩的道理，他只是二班的，也是个团支书，是一个转业兵，他和我今后有些关系，此事以后再说。

一九八零年五月七日，我爸爸又来了一趟哈尔滨市，在我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来哈尔滨市里一次，我要请请他，那到儿去呢，学校附近有个“动力春”饭店，太远了，而且他来了又不能多喝酒，于是早饭我领他去了小吃店，在宿舍的附近倒有几个小吃店，但是设在地下室，只有入口在地面上，这样的小吃部现在哈尔滨市很少有了吧。我们去了一家，那里有卖油条的，那时油条轻易买不到，要排队的，有十几个人在排队，我们很快排了队，买油条需要钱和粮票，黑龙江省粮票，油条八毛钱一斤，一斤不是称的，是一根一两的，干面的重量。不像现在是算油条的重量，我买了一斤八两，那时也就两个人的饭量，自己就吃了一斤多，我爸爸也没放开量吃，唉，那时我也觉得吃不饱似的，那是一斤八两面的分量，肚子里好像没底儿，都是饭菜没有油水的原因，我天天在学校吃勺糕、吃高粱米饭、吃粗粮，吃个油条就算是过节了，一见荤的或有油水的，吃起来几乎不要命！物资全国都在匮乏中，我爸爸吃完后就去哈尔滨市办事了，我俩把油条吃的个一扫残云，这是我请爸爸吃的第一顿饭，竟是油条。我也很后悔，没能陪他多呆一会儿。

六月五日至七日，省高校运动会在林学院举行，我算是开了眼界，共有二十六个大学参加，可能这也是省所有的院校吧。其中最受欢迎的项目是男子跳高，那时大学的运动场全都是炉灰渣子铺就的，我们林学院算是比较好的了。在附近的“哈师大”有个体育系的学生，跳高甚是了得，他从一米八跳起，到二米零五都是一跃而过，这和我当年在我们县的校运动会上看过的跳一米七零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几乎是全国水平，也可能真是全国水平。我这个体育迷大饱了眼福，大家为他加油助威，一些年轻人（可能是他的同学们）在为他欢呼雀跃，为他鼓劲儿，横杆升到了二米零六，只见这个学生起跑、助跑、奋身一跃，这个高度飞身而过，就此而止，以后他再也没跳上去，这是我所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跳高比赛，大概也是今生的唯一的一次现场比赛了吧。我们班级的刘庆红班长也大出风头，他有三项获得了第一名，分别是：跳远、三级跳、和一百米跑，的确我非常佩服他。一个人能做到这点是不容易，脑子好用、体育也非常出色，可是在他音乐方面不大擅长，舞蹈跳的一般，唱歌有点跑调儿。这也真是了不起的，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提心吊胆的为他助威，至今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得他的三项成绩，是跳远：六米三六，三级跳：十三米三八，一百米跑:十一秒九，这样的成绩在现在可能算不了什么，但那时的在校大学生，要靠好好学习才能立足、一个非专业的人能达到这种程度也是很不简单的吧。

又来了四名原来县里粮食系统的好友，汪小波、小马(马春琴)和曹瑞钟俩口，汪小波是自己回来的，曹瑞钟俩口是要回上海结婚了。汪小波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高傲，旁若无人，根据曹瑞钟说，汪小波在回来的路上因舍不得新婚的对象而哭哭啼啼了一路。对了，她爱人也考上了一个大专也在上海上学了，看来新婚后刚度完蜜月就回来了。小马仍是傻呵呵的，是个乐天派，她比汪小波大一岁，就像几年前跳舞一样，也是活蹦乱跳的，非常的活泼。而曹瑞钟的爱人小刘很沉稳，像个大家闺秀似的，我又领他们玩了一下午，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排骨，吃的很饱，一元钱一块（不算小的一块），他们吃喝完后很过意不去，小马非得买了最贵的蒸饺送给我，一斤十八元，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要了，于是再三推脱，还是将它们退掉了。有一件事情使我吃惊，在把他们送到火车上时，竟意外地碰上陆基林，这小子来哈尔滨市已经八天了，竟然一点儿消息也没透露，陆基林我认为他是我最好朋友，这次弄得我心中不爽，这一点儿也不够朋友的意气，他再三试图解释。但是好朋友到了一个城市，待了这么久，竟不见一下面，这能算是好朋友吗，以后，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六月初我们又搬了家，这次搬到了六号宿舍楼，就是主楼东侧有一百米远的靠路边的楼，这次要一直住到毕业了。

“测量学”课结束了，考的成绩还可以，但这仅是书面的，还有野外的实习课程，要实践检验一下呢。测量课的野外实习地点在哈师大与东北林学院之间有个林学院的实习林场，正好大路的北面是哈尔滨市动物园，我和张贴民、徐红远、秦安成、陈冰一个小组，除陈冰身体有些不好外民他们很认真。我们还简单开了一个小会，商量应该怎么做好这次实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运转很好的小集体。我们的任务是用经纬仪测量一个闭合导线，共设四个点，每两点的距离是二百米左右，我与张铁民几人一大早三点就起来，想突击一天完成，测量的速度快倒是很快，可就在纸面上是无论如何也闭合不上，也许是我们只求速度而太毛糙了，第二天我们几人反复找原因也是白忙，只好又找到了测量课的崔老师。崔老师四十多岁，倒也未责怪我们，也抓耳挠腮一番，无奈就扛起经纬仪和我们又重复测量了一遍，还是我们把记载的数据搞错了，他手把手的又教了我们一遍。这一次印象及其深刻，对于我们今后细节的注意、工作的认真、办事不毛糙相信都有很大的教益。

七月七日我们三个班去了肇东县去实习“土壤”课中的做土壤的立体标本。肇东我七年前去了一次，那可是第一次因公出差啊，一晃几年过去了，印象很浅很淡薄了，只依依稀稀记得火车站的招待所，粮油加工厂，那破旧的烟囱，一排排红砖房，但物是人非，看着这些破陋的房屋，我暗想，唉!国家是这样的贫穷，农村是这样的落后，我们将来毕业了，要把它们建设好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国家不是靠我们这些人建设吗，我们一行百十号人，也去不了那些我曾到过的地方，只是去了那辽阔的盐碱地，分成六七个人一组，大家认真的挖土坑，当地农村的孩子三三两两的在旁边好奇的看着，穿着十分简单，大概是想：这些人干嘛跑到地里挖土来啦，他们是在城市里没事干了咋的。我们挖出了土壤的立体剖面后，把层次鲜明的剖面装入了打好的木框中，就算完成了任务，于是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这期间，郝淑珍来了封信，说是最近要出差，路过哈尔滨市又是到齐齐哈尔市参加点钞能手的比赛，日期已定好，我算了一下，可能正好是在东北林业大学的实验林场“凉水林场”实习的时间，可能也见不上面了。这期间应该是郝淑珍点钞技术的巅峰时期，此时她已经获得了代表市里的参加省内的比赛资格，也是她正年轻有为、毫无负担的时候，你她弟弟此时也就是七月七日开始了高考，他的成绩是没说的，但是否能考上则看命运了，我在大学里也为他祈祷，立夏，就看你的了。可是立夏在高考前不久就招工了，是啊，这也是个好机会，他被养路段招收为职工了，也算是今后有了保障吧。高考前的两个多月，才转到我们县高中读书，真是时间短、任务重，考的是好是差，就在此一举了。至此以后，他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一些，郝淑珍能接济家中些钱，她妈妈也能在家属生产队干点活，他弟弟很快就能自食其力了，但郝大爷的身体不大好，常腿痛，腿几乎不能走路，现在能坚持到目前，还不是经常治疗和坚持锻炼的作用吗？

记得三十年前我在稻田村，每次在他家吃完饭就陪他走上半个多小时，在稻田那长长的、由很多老养路工人修成的公路上走着，这成了习惯，每逢走在沙石面的公路上，我俩默默无语，望着这条曾有我爸爸、郝大爷参与建设的路，想起他们劳累艰苦的年代，日以继夜、风餐露宿，那成千上万由祖国各地汇在一起的”盲流”们组成筑路大军，他们忘我的劳动，忍饥挨饿、爬山涉水、逢山筑路、逢水架桥，不禁感慨万分，郝大爷几年前曾去山东老家就治疗腿痛，有点疗效，也在想病退，在养路段，有很多老职工都有些老病根儿，一些是被冰水泡过留下的风湿性关节痛，一些是干重活留下的磕碰伤，过去啥活没干过，都在第一线工作过，可他们都以能病退为荣，或尽量病退，以求得提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这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啊，我爸爸就是这样提前了几年，在养路段一把手的位置上退的，他应该一九九六年才能退休的，但在一九**年就提前办了病退，若是现在，只要是当官的，谁都巴不得能晚退几年，多捞些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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