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开始当老师（2 / 2）

想想，还是老办法，不是有录音机吗，这个当时非常先进的工具在我论文答辩时可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是用它来先录音再放给自己听一听吧，这个想法一定下来赶快就实行，于是第一课写了十来页纸，因为这门课板书、公式少，理论说话的多，修改好纸面上的内容后开始念，第一遍不行，这是讲课，要有激昂顿挫的感觉。不是在念课，在朗诵，不行，还要来一遍，在纸面上添加点儿内容，第一遍听出了许多的毛病，也改不了，不可能像中央电台的播音员似的那样沉着，声音好听，再放几遍，再改一改，直到有些关键的地方勉强我可以背诵直到通过了才罢休，对着录音机讲话是也无听众，天天晚间去教研室，反正也没人，一个人单独比划表演，就这样，第一次的讲课就算准备好了。那时学校的新教师讲课时校里要组织一些老师现场听课，这叫“观摩教学”，那认真劲儿，一排老教师坐在后面，有的还拿笔记本记，不知现在如何，学校新来的教师多，老教师的工作又认真，也有吓一吓新教师的可能性，后来有段儿时间这种形式办的不多了，本来新教师不愿意来，你还吓唬人家。

都是那个叫王吉原的老教师弄得，他倒是有经验，以前在沈阳林校教过学，老伴儿也是那里的，不知为何，也可能被打成了右派，跑到我们市林校来了。不过，有一说一，他们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也很认真，工作兢兢业业。有一次，我说走了嘴，在听其他老师议论谁讲课好与差时，就问了一句他俩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时，一位老师说，不就是“沈阳林校”毕业的吗，我一听就说了句：“林校毕业的哪能教林校的呢”。据说我这一句话不要紧，不知道谁又传给他爱人陶归乡老师耳朵里了，她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愤愤地说：“太不像话，我俩就是林校毕业的！还多次评了优秀教师，哪有不胜任的，我看新来的黄钧真是狂妄，自己是个本科的就了不起呀，到底教的好坏课堂上见”。一听到这话我可吓坏了，也气自己这张嘴，怎么不小心说走嘴了，那时教师们也是有这个毛病，没事儿互相议论一下别人，传传坏话，也是茶余课后的谈资，而且这话儿的速度非常快，俗话说：“坏事传万里，好事不出门”。

这下可苦了新来学校的我。第一课开始了，在学生后排坐着一大排要员，都是有经验的老教师和学校有关领导，包括教务处主任和王吉原夫妇，我也不知是怎么讲下来的，反正脑子一片空白，说得倒是挺快，四十五分钟的课竟提前了不少时间即讲完。下来后看到学生们不知所云，没什么反应，而看后面那些听课的，大都有礼貌、沉静地笑着，再看王、陶二人，嘴角上挂着冷冷的笑意，好像说，你也就这个水平吧，有啥得瑟的。事后我无奈地想，都怨这张不听话的嘴，也没有把门的，真是俗话说的好：“话到嘴边留半句”，遇事怎么不留这半句呢，你两个可要原谅我，这只是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这样一场准备充分的现场教学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不过这个观摩教学的方式在那时并不太实用，因为这个学校相当缺教师，开始几年不想当老师还不行呢！拿这个吓唬人也不行，若是现在，是该挑一挑，应该来了就能教学才好，从此以后，我更不愿意在林校了。

说来也巧，我的好朋友陆基林的工作单位竟然就在林校附近，去他那里不到三百米的路程，因为他所在的我们市教育学院和林校一样是我们市的所谓高等学府，这些学校都在一条街上。好，我大喜过望，去了他那里，如以前一样，他还是一个人在教研室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真是佩服他，但他也与校长的千金谈恋爱，从此我俩又是互相来往，他知道我愿意喝酒，常常提一壶啤酒来我学校，你知道一壶是多少，那一壶是铝制的烧水壶，装满要**斤，在一起他倒也不大喝，也就一斤脸就红了，我们经常喝个痛快，也感谢这么多年给我的帮助和我们的友谊，每次来信给了这许多的邮票，也包括金环的。有次，在他那里见到一个奇怪的东西，一个长圆形小物件，从来没有见过，拿起来在嘴边上摸一摸胡子就干干静静。一问才知道，这叫剃须刀，说它是刀也名不副实，见不到刀子吗，里面放一节电池就行，看上去不可思议，可能是日本的进口货呢，他的父亲和日本联系很密切的，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凭你想是想不出来的，但是一把原理告诉了，你一想是太简单了。我拿起来电动剃须刀来在嘴唇上把胡子剃了一遍又一遍，陆基林说道，不要总是用，要不就没电了，我才罢休。那是一九八二年末，在他那儿总是能见到高科技的东西，这个智力过人的朋友没有考上研究生也是倒霉，多少与他谈恋爱有关系，唉！社会上白瞎这个人才了。

刚来时并没有教师的专用宿舍，和学生宿舍在一起，六个人一个房间，是六位教师在一起，我的二胡、小提琴、收音机、录音机、照相机都带了去，没事就拉拉小提琴，有个林校毕业留校的新老师，叫李告风，他性格有些内向，很老实，见我会点儿乐器，也买了一把，非要跟着我学小提琴，学了一个多月，就坚持不下去了。之后我和张从政都搬走了，他也是教林业的，叫林业基础课教研室，而我是林业专业教研室，其中教林木育种学，因为有个林木育种实验室就在教室的对面，我借口那里离教室近，教学也便利，自己支了个*，拾掇了拾掇，从此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起来。那位张老师自己也有一个实验室，也仿我一样也住了起来，从此我俩开始独立住宿。

我们吃饭还是和学生一起吃食堂，这个学校也没管理经验，年轻教师有三十来个是在食堂吃饭的，那时学校伙食极差，远不如在大学食堂的伙食水平，差到天天吃高粱米窝头儿和咸菜。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可是苦了这些人，老师上课时真是吃不上饭，中午下了最后一节课后，学生们从教室蜂拥而出，全部拖着空肚子跑向食堂，食堂离教室有一百多米远，老师总不能和学生一样跑百米赛上食堂吧，还装做很斯文般的教书先生样不紧不慢踱着方步去食堂，但此时偶尔有好吃的菜也被学生们买光，我们排队在后面的有时连菜还吃不到呢，可怜的这些教书先生们只好饥肠辘辘地吃点儿残羹剩饭，这种情况天天如此，我开始还忍气吞声，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住宿条件几乎也是简陋不堪，七八个人一屋。

一次，校党委在“图书资料室”开着党委会，这个“图书资料室”的房间正好在教学楼，我实在是受不了学校的环境条件了，就联合刚下课这些年轻的教师有十几个，包括几个“工农兵”学员，就一起闯进了正在开会的校党委们办公室，领的这些人挤在门口和走廊中，大家挤成一堆，这些党委们见我们进去后一个个瞠目结舌，我是带头的，于是我就把学校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分成章节一、二、三地说了个遍。谁知道这时倒也不紧张了，声音也不颤抖了，有条有理，一五一十给在开会的常委们一气呵成说完，最后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难于有像样的新老师再来，而且我们这样的也要走。党委书记赵书记连忙说：“看黄老师说的对，我们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给你们个答复，好吧”。我们见此情况，也就罢了，回头一看，门口有当新教师的小姑娘有点吓的伏在年龄稍长的背上竟然战战兢兢的，也是怕这些当官的。于是大家蜂拥撤退，我自然负责断后，出来后大家也没立即去吃饭，反正也吃不上好吃的，在一起议论了一番。从此，我被这些年轻的老师尊为能挑头的，能为大家出头说话的，加上个子高，成了能遮风挡雨的人，经过了这次事情，校方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也另眼看了，食堂的伙食有了改善，而且专为吃食堂的教师设立了教师灶，就算是初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不用和学生一起排队了，而我也又算是出了一次头，得到了一次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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