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抗氏族的手段九品中正制(1 / 2)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时孝廉察举是地方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方式,其依据是乡里评议。汉代已有以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如《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从弟李蔡,“为人在下中,出广下甚远”。司马贞注:“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又《后汉书》卷九八《许劭传》:“少峻名节,好人伦,……故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初劭与靖(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乡里评议掌握在清议名士手中,他们甚至干预政府用人,互相交结。这些名士又往往是地方大族或受大族支配的人,他们交结在一起,任意臧否政治(人物),形成一股浮华之风。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如205年,曹操平袁绍之后发布了一道命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足,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魏志》卷1,又《意林》卷五引魏文帝《典论》)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便是黄巾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考查乡里的批评,故政府专设一官以司其职。这一点为当时人说法,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因为中正官最初也是须以乡里评议为基础的。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后汉书-刘表传》:“及曹操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乃释(韩)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而鲁肃的一段话更能佐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又引应琚《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足束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又引《吴志》:“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如果说上面关于郡中正的论述还有点空泛的话,那么下面便是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记载。《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又:“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上面的材料同时也表明,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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