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软枝黄蝉（1 / 2）

“你也流亡吗？”

他们索性笑出声来，一点儿也不掩饰眼中的讪笑和嘲讽。

12月底，海德堡大学开了一个流亡作家的讨论会，我也在受邀之列。朋友的嘲笑从这里开始。

我则继续干我的活；在厨房里和孩子们烤蛋糕，在市场里找某一种牌子的洗衣粉，在教室里和学生谈台湾文学。一个有丈夫、有孩子、有职业的女人，你可以说她拥有整个世界，但她失去了时间。我没有时间去问自己是否流亡。

直到有一天，有人送来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他笑盈盈地说“我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它漂亮。”

几朵蓓蕾像细小的海螺似的层层窝卷着，只有一朵盛开着。不必伸出手，我也知道那花瓣的质感类似最柔软的金丝绒布；花瓣的蒂处呈深杯型，里头刚好容得下三只最肥胖的蜜蜂。花的淡淡的香味，闭着眼，给我一百种花我都喊得出：这个，这个就是软枝黄蝉

给花徐徐浇水，放在窗台上。那朵鹅黄金丝绒似的花朵映在玻璃上，俏生生的，好像就要往上窜爬。

我开始想自己的流亡。

追根究底，什么叫流亡呢？不过是迫不得已地离乡背井，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语言文化都属陌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生存意义成为一个孤岛。如果我不曾流亡，为什么又四十年来一直此身若寄？

对身边的玩伴们，我有着深深的嫉妒。一班六十个学童，大约只有一个“外省人”五十九个本省人。什么叫“本省人”呢？就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不管是市镇里头大街上的香铺、杂货店，或者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瞧，他们的房子里面，墙上总有一帧又一帧瘪着嘴的老人的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姨婆叔公太公的。院子里头不是有栋玉兰，就是有株含笑，反正都开着奶油色的花，发着包不住的浓香。尤其是含笑，那香好像甜得可以化在嘴里。然后小伙伴不经意地告诉你：

“那含笑啊？三叔公种的，他小时候种的。”

檐下墙角，总坐着一个黑衫黑裤的老阿婆或老阿公，搂着花猫打着盹或呼噜呼噜抽着旱烟。屋子里通常是幽暗的，神秘的藏着因年代久远而乌黑发亮的橱柜；那是祖母带过来的嫁妆。

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任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前任可能是夫妻俩，你们却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于是那作母亲的，将厨房后墙打通，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女儿若大了一点，就在某个角落里牵上一根麻绳、披上一块布帘，作为闺房。

公家房子，所以墙上都是钉子，有的生了锈，有的还新亮，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打的洞。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框痕，曾经挂过什么人的什么照片或奖状。现在又拆走了。而你们能挂上去的，顶多不过一张全家福，或许竟有父母在逃难前有预感似的补拍的一张结婚照。其他就没有了；总不能把奶奶临走裁的一只布鞋底挂在墙上吧？墙，国家说是穷，长年不修，残破不堪。墙里头破棉絮似的干裂土块不时纷纷落下，睡觉时，落得你一头一脸。

公家房子，所以院落里——如果竟然有院落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长得大、会开花的树；屋子里的人两三年一换，种子尚未抽苗，人已远离；谁去种树？为谁种树？

本省人，就是那在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我们念。水光潋滟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晃动的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祈祷、跪拜、烧纸一霎时，千百道青烟如丝如缕卷上天幕；在漠漠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青烟像一只只渴求到达、渴求触摸的柔弱无骨的手臂。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里的人们。

本省人，也是那时不时会请丧假的人。请了丧假的孩子好几天不出现。出现时，着卡其制服的臂上别着一枚素色的小绒花。老师蹬过去摸摸他头，告诉他不必当值日生，早早回家去吧！

一有假期，本省人就是那大包小包要去看亲戚的人。阿婶一家人住在乌日，我们要坐火车去，火车坐了还要换台车，小玩伴说，所以明天不能跟你玩。她的眼睛晶亮，想着阿婶家整个晒谷场上追逐嘶喊的堂兄堂弟表姊表妹还有叫不出辈分的小萝卜头们。小玩伴的妈妈在一旁打点东西，掐着指头计算她应该备礼的人头：阿婶阿叔阿舅阿嫂阿兄侄儿侄女堂兄弟堂姊妹三叔公。一块大花布摊开在木床上，刚出笼的红稞等着要包。两只鹅已经脚对脚地绑在厨房柱下，不时发出拍动翅膀的声音。

木麻黄下的小女孩，和那死去的人没有关联，对那活着的人也觉得陌生。玩伴口中的婶叔舅姑甥孙等等最亲呢的呼唤，于你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名词。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像是课本里的东西，而课本里的东西都带点假。玩伴对你挥挥手。“怎么他们亲戚那么多？”你不了解自己的情绪，只是百般无奈地回到自己那别人的家去。

难道，公家宿舍里就没有和你一样孤立的孩子吗？有是有，可是，不知怎么的，那些孩子，总是有的刚来，有的刚走；刚来的还不熟悉，刚走的已永远走出你的人生，虽然你还懵然无知。而你自己，也总是刚从某个地方来，或者马上要离开这里到某个地方去。和公家宿舍里的谁刚刚交换完“我永远和你好”的信物，刚刚勾过手指，不是他要走了，就是你要走了。有一个孩子走得更离奇。考上了初中没钱交学费，作基层警员的爸爸跨上摩托车，带着孩子去四处借钱，被火车撞上，听说孩子的头倒插在柔软的稻田里。他就这样走了。

年纪小小的，你就发现，原来“永远”和夏天的冰淇淋一样，还没吃就要溶化。年纪小小的，你已经觉得人海茫茫，你像一条飘荡的小船，找不到停靠的陆地。所有以为是陆地的东西，其实都会突然漂走，连声招呼都不必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