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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人,我走的时候正在喝奶,没哭没闹。依诚和依宁在学校念书,没见着,依礼在房里背日本假名,也没让人叫他。太太出来送我,被我劝了回去,要她照顾好小妹,最后是柳叔送我到了火车站。

离开车还有段时间,柳叔提着行李箱子,眉头就没展开过,说道:“早上起得早,就没见你吃啥,你等着,那边有卖大果子、火勺的,我去给你买点儿,你路上吃,省得饿。”一边掏钱袋,一边絮絮叨叨,“在火车上要呆一个多礼拜呢,要你多带点儿干粮你就不带,半道儿饿了咋整?哪有厨子给你做饭?你现在胃口又不好,啥都吃不下,还不嚼景,不知道你身子现在不一般?还非要出这趟远门……”

被他念叨得脑袋疼,赶紧把钱袋子抛给他。他接了钱去买,火车站旁边的早点摊排着大长队,一时半会儿也轮不到他,可算得到了片刻安静。

柳叔一直记挂着我的肚子,上一个没留住,我又消沉了近一年,他不说,是怕再刺激我,他心里也不好受。好不容易这回又得了一个,看管我颇有当年看管我背书的架势,搞得本老爷一度以为这胎要是出了丁点儿问题,他就会掏出沉寂已久的戒尺打老子的手板!

八月末,正是三伏的天气,太阳挂得高,瞅着又大又亮,但这都是假象,早晚已有了凉意,到了九月,就要披外衣了。

然而上海却不是,就连比它北边的天津也不是。

我不带干粮,不是说嫌沉,又不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小娘们儿,而是里面已经装了不少东西,是带给小弟的。

两年不见,说不挂念,哪能真不挂念?自个儿的亲弟弟,走哪儿不都是心尖尖儿?

这次上海之行,我抱了十分的劲头,打算来个破罐子破摔,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与此同时,安全也成了大问题。

我怕我回不来,所以提前把该见的、想见的,都见了个遍,死也死个无憾!

只可惜了孩子……

柳叔买了吃的回来,抱了一大袋子烧饼和几个香瓜。他不胖,却带着老人的体态,集中在了宽厚的肩背上,肩是拢的,背是驼的,怀里的烧饼香瓜却纹丝不动,不时有黄包车在他身前忽悠而过,他就这样走走停停,来到我身前,脚步还没站稳,就掏出捂在最里头的大果子和豆浆递了过来。

我抬头看了眼火车站头顶上硕大的表盘,三口两口吃完,提起箱子急匆匆往里赶。待上了火车,挤到个挨窗口的座位,柳叔便沿着站台寻过来,将新买的烧饼香瓜一股脑推了进来。

我把吃的放在一边,扒着窗口对柳叔道:“柳叔,家里就劳你多费心了。”

开车的时间就要到了,人潮汹涌,人流涌动,柳叔被推搡得东倒西歪,却坚定的把着窗口不挪地儿,说道:“大少爷,家里你就放心吧,倒是你自个儿,出门在外也没个人照顾,办完事儿早点回来,小河沿那头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随时都能住进去。伺候的人虽少,但都是伶俐的,又知根知底儿——”

开车铃声响了,火车长鸣,车厢一节一节动了起来。

柳叔随着送行的人流向前移动,嘴里接着说:“大少爷,你可得早点儿回来,等回来了,就别遥哪跑了,咱安安生生过日子!”

火车越来越快,窗外的景物从挪动变成了飞奔,远远地,将站台和站台上的人甩在身后。

旅程漫漫,车厢过道里挤满了男女老少,一家子一家子,看似拥挤,实则泾渭分明。我落着个座位,还算好,出门在外,也没了讲究,翻出个布帽子扣脸上,迷糊到晌午方醒。

醒了就觉着饿,却又没胃口,打眼一瞅,四周的布局有了变动,似乎已经过了几站地,坐我对面的,也从一个中年妇女换成了一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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