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上海人对边疆小县的贡献及工农兵学员（1 / 2）

<p>在清明节那天，我又忙了起来，接送了孙洪更俩口、曹瑞钟俩口、梁益俩口，他们六人是一起从上海过完年返回我们县，这个年他们过得是够长的。其中梁益是我在明德村时候的小学校友，她大我两岁，她父亲是那时我们县养路段的一把手，她高高的个子，皮肤很白。为什么他们六口人走到一起呢，因为梁益的爱人是上海知识青年，和孙洪更、曹瑞钟是好朋友，所以一起探家回来，这可能是我在哈尔滨接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了，在一起又回忆起以前的往事，梁益也算是上海人了，这样六人都是上海人。

这里我要说说上海知识青年对我们县的贡献了。

一说到上海知识青年下乡，那时还没有成批返城，自从六九年来到我们县后，在后来边疆干了十几年，仅我们县一个小县城就有几千人。返城时可把我们县的姑娘带回上海的有不少，我所认识的就有十几人，和我差不多大的，还有好多同学现在可真是上海的老太太了，这些从来未见过世面的姑娘，后来跟随他们的上海丈夫返回了上海，去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难离故土。

我的同学赵雅芳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她曾是是我们县的常委，做了多年的公务员，是我们的女同学中最出类拔萃的，丈夫是上海知识青年，他非要回去，她也是没办法，哭哭啼啼地跟了回去。后来在上海的一个街道工作，可惜年龄大了些，要不她真是一个人才，能说会道，敢说敢讲，遇事能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她干了几年也就退休了。她们回去这可真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了，现在她们这些人一说话也有的带有浓重的上海味儿，动辄阿拉长伊拉短的，要不就是“侬港都”（你傻瓜的意思）的。有的浓妆重抹，回我们县看来有些妖里妖气，的确，上海知识青年给我们县这个边陲小城带来很多中国大城市的气息，以前我们县的穿着打扮就有些上海化，时髦得很，这在黑龙江省的各县是不多见的。

七十年代末，我们县就有个俗话，叫：“大大的上海市，小小的我们县”，意思是说我们县的穿着就是小上海了。当时在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就成千上万，每到过年过节，哈尔滨到上海的五十六——五十七次特别快车，人挤的水泄不通，人满为患，车票更是一票难求，每年仅是我爸爸单位回上海的人，就有一百多人。需要什么上海的物品，就托他们捎带，家里用的自行车、手表、名牌香烟、上海糖果、衣物包括被面都是上海货。就是他们，把一个边疆县，一下子在穿戴上、在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上带进了比较时髦的行列，大大地改变了这个小县城。

记得孙洪更给我带过一盒上海“大白兔”奶糖，铁盒至今还保留着，那时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质量特别好，说是两颗糖可以冲一杯奶茶喝，在物质贫乏的那个年代，这就是不错的奢侈了。每年他们回来，都大包小包的给我们县的朋友们带了不少上海货，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还把李冬梅喊去陪同，也让他见识了我的一些朋友。

我根据老师的安排，在班级里召集大家学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吉林日报》发表的题为“女大学生嫁给了农民”，另一篇是《黑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他骗走了我的爱情”。前一篇的内容是：一个年龄偏大的回乡女大学生，嫁给了一个在家乡当农民的小伙子，报纸上还配有照片，那个回乡的女大学生，笑的阳光灿烂，看来两人相当幸福。后一篇是：大学毕业后的小伙子，借助自己的高学历身份，如何欺骗了一个清纯姑娘，后来又把她抛弃了事，在现在是司空见惯。之所以学习，关键在于这两篇文章的主人翁是“东北林大”毕业的，之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故事编的太没水平了，那时的大学生顶多是“工农兵学员”，还回乡当农民，你看她长的那个样，能找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不错了，还登出来丢人现眼的。

有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吧，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怪胎，纯粹是文革的遗留问题。“文革”的后期，一九七三年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全国大学未招生，党中央一看也不好，中国的下一代这不是要青黄不接了，科研部门没有新人，各重要部门招不到有文化的人，国家这样下去如何行？于是让大学开始招生。开始招生时感到用老办法是不行，要改革一下，过去招生不都是应届毕业的吗？那不行，要求锻炼过几年后的，再上大学去学习，这不是“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联系实践”吗，这个意图是对的，方向是好的。因此在一九七三年时党中央下令开始有条件的各大学招生，新学员必须是要“当过兵的，务过工的，做过农的”，所以称为这种学员是“工农兵”学员。